2017年10月13日：高行健参加雅西国际文学与翻译节（一）
今年10月初，著名法籍华裔作家兼艺术家高行健首次来罗访问。他与白俄罗斯诺贝尔奖获得者斯维拉娜·亚利塞维奇（Svetlana Aleksevici）一同是10月4日至8日在我国东北部雅西市举行的第5届雅西国际文学与翻译节（FILIT）的荣誉嘉宾。雅西国际文学与翻译节被认为是东欧规模最大且最重要的文学活动，有许多国内外作家、翻译家、出版商、文学评论家、书籍经销商及文化记者参加这个活动。
Irina Ivașcu （逸雪）, 13.10.2017, 15:50
今年10月初，著名法籍华裔作家兼艺术家高行健首次来罗访问。他与白俄罗斯诺贝尔奖获得者斯维拉娜·亚利塞维奇（Svetlana Aleksevici）一同是10月4日至8日在我国东北部雅西市举行的第5届雅西国际文学与翻译节（FILIT）的荣誉嘉宾。雅西国际文学与翻译节被认为是东欧规模最大且最重要的文学活动，有许多国内外作家、翻译家、出版商、文学评论家、书籍经销商及文化记者参加这个活动。在他来罗之前，雅西文学博物馆和Polirom出版社组织了他两部作品的翻译，论文集《自由与文学》和短篇集《给我老爷买鱼竿》。两部书在8月底之前由我本人顺利翻译成罗文，在雅西文学与翻译节上推出。
高行健先生由他的法文翻译家杜特莱教授和塞伊出版社（Edtitions du Seuil）编著者安·萨斯图尔内（Anne Sastourne）陪同。文学与翻译节的主办方10月5日中午，在高行健抵达雅西的第二天，为他举办了一次新闻招待会。当天下午六点钟杜特莱先生在雅西亚历山大·杨·库扎大学（Universitatea Alexandru Ioan Cuza）主持了有关翻译两位中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和莫言作品的讲座。6日晚，在雅西瓦西里·亚利克桑德里国家剧院（Teatrul National Vasile Alecsandri）举行了高行健与诗人兼翻译家伯格丹·基乌对话会，向公众介绍了高行健的文学和艺术作品。
在5日的新闻招待会后，高行健先生接受了我的独家专访。我首先对他表示欢迎，告诉他我能有机会翻译他的作品感到非常荣幸。我对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到他文学和艺术生涯最初的一个事件。他依然在中国时，暗中翻译了著名法籍罗马尼亚荒诞派剧作家欧仁·尤内斯库的一部话剧《秃头歌女》。我请他更详细地谈谈翻译尤内斯库的经验。他说：“当时也是一个发现，在中国当时看不到西方的刊物，但因为我学了法文，我在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杂志有法文版。我们的工作是用法文出版中国的新闻刊物，因此我们需要法国专家给我们改稿子，我们翻译成法文后还要最后有一个法国专家改稿。当时有一个法国专家说，他看不到这些书。他当时在法国借书看。我说，我想了解法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的情况。他就偷偷地把他借来的书借给我，我就看到了尤内斯库的作品。我开始自己偷偷地翻译。”在当天的招待会上他还表示，尤内斯库是一位发明者、一位创造者。为了使翻译贴切他的作品，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创造一种汉语。以后在他自己的创作中，他也总是寻找一种新鲜的表述。
高行健在他的论文中提到现代人对文化遗产应采取的态度。他说，文学是作家对其社会环境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并非是对社会的造反，或所谓的文化革命，推翻旧世界，将前人一概打倒，把文化遗产统统扫荡。文学创作不必以否定为前提。”“ 作家面对以往的文学作品，不论是喜爱还是排斥，都在建立一系列的坐标，从而走出自己的路，而前人的作品依然存在，也不必打倒。恰恰相反，正因为有了前人作品的垫底，才可以更上一层楼，具有更新的视野。”在现今世界里，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教育系统，逐渐开始将古典文学和文化排除到他们教学大纲的边缘，认为都应该以现代文学来代替，以现代人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为核心，符合现代意识形态，应该是以一种现代、易懂的语言写的，否则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会对他们产生心理压力。高先生谈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说：“如果想成为一个艺术家或作家不能不了解，应该充分地了解文化遗产。我自己读的书非常多。西方重要的作家，要是有翻译的作品我都找来读，以后我自己直接读法文作品。中国文学我也非常了解。作家不是一个革命者，不是说把前人打倒。”
不过，面对先进时期教育系统的倾向，高先生说，我们不能改变社会，不能改变教育制度，因此他认为个人应该自己是重要的事情。谈到自己的经验时他又说：“我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共产党的教育，只有马克思主义。所以我跟图书馆的管理员交成朋友。借书证上每个人有五张借书卡，但通常我们的同学最多借一、两本。我把谁不用的借书卡都收来，因此我有几十张借书卡。我去图书馆时，带两个大书包，一去就跟图书馆管理员熟悉了，我就进到里面去。本来不让学生进到图书馆里去。下午没有课，我就呆在图书馆里头。我借书看到这个程度，如果说这几个月，我要读德国文学，我把所有德国文学重要的译本都借来。这几个月我就读，所以德国文学都读完了。我们大学里只有一个法国文史的课程，三堂课，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教法国文学史的老师完全没有讲法国现代文学，更不讲法国当代文学，他也不了解，他只知道一点Cheateaubriand和Stendhal。所以我听他的课觉得太简单。我读的书比他还多。法国文学，是我自己读书了解的，从俄国文学、德国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意大利文学到西班牙文学，只要有中文的译本我都看。所以我当时读了那么多的书，这在共产党的条件下是不能想象的。只要图书馆有的书我都读过，还有很多书是限制不让学生看。我因为跟图书馆管理员认识，什么书都能读，而且我不只是看文学书。我对哲学特有兴趣，我对历史有兴趣，所以我读的书很多。并不是大学教育的那些书，所以这是个人的选择。从上中学时我就读很多的书，都不是课堂上学的东西，这个了解是需要的，对日后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
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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