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8日：一位罗马尼亚活动家的肖像
每次和阿丽娜·杜米特留交谈时，她的思绪总是牵挂着某些事情。从针对动物的暴力、性暴力受害者、布加勒斯特社区公园的扩建、药店艾滋
Iulia Hau 和 Irina Ivașcu （逸雪）, 18.02.2026, 12:00
每次和阿丽娜·杜米特留（Dumitriu）交谈时，她的思绪总是牵挂着某些事情。从针对动物的暴力、性暴力受害者、布加勒斯特社区公园的扩建、药店艾滋病毒治疗药物的获取，到经济移民的处境，阿丽娜似乎没有一天是真正“断开连接”的。
她说：“ 我从小时候起——我记得在电视上看到非洲的有色人种孩子，齐奥塞斯（Ceaușescu）偶尔也会给我们看这些画面，可能是为了让我们看到其他地方比我们这里更糟糕。我活了46年，再过两个月就47了，其中10年是在共产党政权时期度过的。我在电视上看到患有佝偻病、瘦弱的孩子等等。当我的父母问我长大想做什么时，我告诉他们我想帮助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有色人种孩子，这件事一直留在我心里，我确实曾想过去做志愿者。”
目前，阿丽娜说罗马尼亚已经有太多需要她处理的大问题，这使她无法长期离开。
16岁时，阿丽娜·杜米特留加入了母亲一位同事的活动，这位同事除了在一家私营银行工作外，还负责协调一个民间组织的活动。就这样，她开始为一些她以为是孤儿的小女孩做志愿者。但很快她就意识到，这些孩子其实有父母，只是父母选择将她们交给国家照看。
之后，她被邀请到一所为非正规教育的、感染艾滋病毒的青少年开设的学校教艺术。她说：“大概在1992年之后，这个话题还是个禁忌：具体有多孩子、涉及哪几年，大家说法不一。那是在共产党政权时期，发生一起波及约14000名婴儿、经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毒的独特流行病学事件，其规模在世界上也属罕见。我立刻就说我想去。而且我当时毕业于托尼察（Tonitza）艺术中学，对心理学、心理治疗非常着迷，读了大量书籍——当其他孩子读文学作品时，我在读荣格，读弗洛伊德，那是我真正的热情所在。我非常喜欢艺术治疗的概念，于是开始更多地阅读相关内容，并试图说服他们不要只上这些简单的绘画课。”
就这样，她开始与那些在流行病学事故中受害、被机构收容的青少年进行个人对话，并意识到他们所经历的与他们认为自己正在经历的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阿丽娜说，首先，他们都认为自己患有艾滋病并且即将死去。
她说：“当我开始阅读关于病毒的资料时，我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并非处于艾滋病阶段，而是处于HIV感染阶段，而且他们基本上是健康的，只是携带了一种病毒。几年后，我们对待HIV的态度以及学术文献中的表述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所患有的、他们所承受的，是一种慢性或可长期治疗的病症，因此不算是一种’疾病’。但他们在80年代是在医院里，通过院内感染途径被感染的。然后，他们没有得到治疗。据我了解，他们中大约有4000人去世了。关于这个数字的问题，因为它是个禁忌话题，没有人愿意谈论国家是如何造成这场波及孩子们的悲剧的。”
阿丽娜·杜米特留讲述道，医生克德林·阿波斯托列斯库（Cătălin Aposolescu）在她与弱势群体和药物使用者患者工作的20年里，给予了真正的支持。她说，正是他在21年前鼓励她创立了“积极意义协会”，该协会为HIV感染者和病毒高风险感染群体提供支持。
除了在民间组织内的实际工作外，阿丽娜·杜米特留还是一位公民活动家和网络红人，利用其拥有超过14000名粉丝的Instagram平台发声。她说：“首先，我发布很多行动呼吁。我请求他们做出反应，提交投诉。他们也确实这么做。我非常感谢他们。曾经有一个案例，有个人在我的主页上威胁要对某人进行’色情报复’。我咨询了一位律师，这确实构成犯罪；警方却说，这构不成犯罪。不过，当时向警方提交了200份投诉。这是一个社群，意思是人们真的想要做点什么。这形成了一个真正的行动社群——大家不满于现状，并愿意挺身而出，主动化身为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的改变。”
阿丽娜认为，网络红人对他们的关注者负有重大责任。她提到，最近她转载了一条罗马尼亚媒体的新闻，结果被证明是假新闻。随后她立即发布了另一条帖子，宣布并承认了这一点，但她表示，并非许多内容创作者都会这样做。
当被问及在罗马尼亚做全职活动家有多困难时，阿丽娜警告说，这个领域的人常常患有心理问题，她本人就患有被诊断出的继发性创伤应激障碍——这种障碍无法治愈，只能通过药物控制。容易受到此类心里困扰的， 往往是些在儿科肿瘤科工作或与违禁药物使用者打交道的人员——在这两种情况下，死亡率都非常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学会了很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她也不会改变任何选择。
逸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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