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5日：因爱国而伪造文献
在十九世纪，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和罗马尼亚社会正寻求国家的建立。而在建立的途径上，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不仅利用科学论证，而且还使用了伪证。但这些出于爱国的伪证调动了内在潜能，最终在国家建立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Steliu Lambru, 20.06.2019, 00:45
在十九世纪，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和罗马尼亚社会正寻求国家的建立。而在建立的途径上，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不仅利用科学论证，而且还使用了伪证。但这些出于爱国的伪证调动了内在潜能，最终在国家建立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十九世纪中叶，在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时，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两个罗马尼亚公国的命运已成定局。十八世纪最后十年出现的民族运动要求两国实现统一，并挣脱奥斯曼的控制，而这些愿望只能在西方强国的帮助下才能实现，因此罗马尼亚的精英们费劲了全力来谋求他们政治目标的实现。为了证明罗马尼亚公国在土耳其入侵欧洲并征服它们之前保有良好国情，不惜伪造中世纪历史文献。其中最著名的是胡鲁编年史（Cronica lui Hulu），据说这是个摩尔多瓦公国13世纪的官方编年史，介绍了罗马尼亚人的拉丁渊源。据说编年史的作者胡鲁是摩尔多瓦创始人德拉戈什王子（Dragos）的编年史官。
布加勒斯特大学语言文学系的教授米尔恰·安杰雷斯库（Mircea Anghelescu）写了《虚假与蒙骗》一书，介绍了罗文学中的虚假、伪装及其它恶作剧。其中有一篇专门介绍《胡鲁编年史》，说是某一历史时刻的典型表现：“有些特殊的条件营造了这种促使人因爱国而伪造文献的风气。这种请况发生的背景常与某一历史时刻的建立密切相关。一旦达到可产生连锁反应的“临界质量”，就会产生伪造概念，而且就会有人把它落到实处。有人提到了试图捍卫独立，提到战争。当时，罗人身处多个敌人中间，很难维持自主权限，这就是，鼓励并支持罗人伪造并传播这些虚假文献的历史时刻。早在十九世纪之前，甚至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出现过伪造文献的先例。当时在马耳他（Malta）一位名叫久塞佩·维拉（Giuseppe Vella）的僧侣宣称：他拥有一些阿拉伯宗教文献，包含有关马耳他领土的证词。这位僧侣最终在拿破仑的帮助下得以活命逃离。但这些文献彻底改变了国家的经济秩序。”
因爱国而伪造文献的愿望调动了人们的潜力并抑制了批判精神。崇高的理想优先于学术辩论，因此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借用了这种当时流行的方法。米尔恰·安杰雷斯库说：“1848年革命期间，著名文人黑里亚德·勒杜雷斯库（Heliade Radulescu）发表了要回到我国在奥斯曼入侵前状态的宣言，而不久前人们已经说：‘我们不要革命，只要归回原状’，就是说恢复旧法律。锡安家族（Sion）的一位成员大概是从这项宣言汲取了灵感。因为历史学家从未能确认《胡鲁编年史》的真实作者。所以他就通过这份文件想证明自己家族悠久的历史，想把他的儿子们送到俄罗斯在圣彼得堡的一所贵族学校读书。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罗马尼亚公国的未来取决于巴黎和平会议的决定，于是这份虚假文献就出现了。但是如何出现的呢？这就要说到一位没有参与伪造的受益者，一位贵族家庭的后裔，波尔杜尔-勒泽斯库（Boldur-Latescu），他说：我找到了一份文献。没人问他这个文献如何到手的，是何人交给他的，还是在档案中找到的？如果我们今日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历史，这些是这种文件保有者首先应提出的问题。”
《胡鲁编年史》就像任何虚假文件一样，一旦罗马尼亚的政治要求得到满足之后，这种伪造就会被揭露。米尔恰·安杰雷斯库说：“当时对该文件最时新的讨论达到高潮，而十九世纪末才得到解决，就是语言，所得的首要线索出于文献语言的使用。他们将16世纪末最古老可信的罗文文献与《胡鲁编年史》相比较。罗文文献是全然清晰易懂，而编年史的文本就显得荒谬不经，是按照拉丁语的语法写的，因为要使得文献显得古老。此外，还有不少从拉丁字根衍生的词汇，可能是来自坎德米尔（Cantemir）。如果公众或专家稍有些历史批判的概念，就能很容易意识到这文件是伪造的。不过，这种批判的眼光只有经过一段时间，透过客观的文献研讨才能得着。于是，第一个线索出于语言的比较。第二个线索与通晓古代知识的多寡有关。《胡鲁编年史》中有很多识别的标志，都带有明确日期和作者的姓名，就像一份公证文件。然而在14、15世纪，谁都不会去想这些细节。此外，文件描述罗人如何统治他们的国家，就像圣经中描写以色列部落一样。一切都是按照教会的程序来组织的，领导人就像宗教领袖一样。这些知识其实是很晚才出现的。”
因爱国而伪造历史不是种欺骗行为，而是实现政治目地的手段。只以公众利益为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是种艺术，不能以标准道德判断。
逸雪（翻译），苏燕（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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