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22日:纪念苏联大饥荒80周年
1946年,苏联爆发饥荒,导致一百万人死亡,其中只有20万人死于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摩尔多瓦是俄罗斯在1812年吞并的领土,并在1940年和1945年再次被苏联吞并。和平时期的粮食短缺是所有共产主义政权的典型表现,他们以此来恐吓自己的人民。
Steliu Lambru 和 Roxana Ribu (洛河), 22.11.2026, 13:45
1946年,苏联爆发饥荒,导致一百万人死亡,其中只有20万人死于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摩尔多瓦是俄罗斯在1812年吞并的领土,并在1940年和1945年再次被苏联吞并。和平时期的粮食短缺是所有共产主义政权的典型表现,他们以此来恐吓自己的人民。
摩尔多瓦国立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历史学家伊昂·希什卡努分析了苏联的饥荒,并指出导致饥荒发生的因素错综复杂,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是战争和干旱的影响,而主观因素则是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缺陷。“1946-47 年苏联的大饥荒是战后历史上最惨烈的事件之一。其原因和后果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粮食危机,它既与战争造成的经济困难有关,也与苏联领导层的农业政策和优先事项有关。”
1946-47年的饥荒不能仅仅用1946年的干旱来解释。它是战后农业退化、产量下降、粮食征购政策以及苏联当局关于粮食资源分配的决定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伊昂·希什卡努详细阐述了客观因素。“战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1946年,可用的劳动力资源仅能满足现有需求的约50%至60%。集体农庄设备不足,被迫大规模使用人工和畜力耕作。苏联农业当时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其复兴不仅需要物质资源,还需要重新审视国家对农村环境的政策。然而,在国际关系恶化和冷战开始的背景下,苏联领导层仍然优先考虑恢复工业和增强军事实力。第二个客观因素是干旱,但伊昂·希什卡努转而介绍了影响更大的客观因素。“粮食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946年春季的干旱。它影响了乌克兰中部黑土区、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伏尔加河中游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部分地区。”
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粮食单产降至每公顷2.4至2.7公担。然而,据俄罗斯历史学家称,产量下降本身并不能解释这场灾难的规模。当局对现有粮食的管理方式才是决定性因素。苏联领导层没有根据收成减少粮食交付义务,而是继续推进粮食征收计划的执行。斯大林主义国家机构的失灵埋下了灾难的伏笔。伊昂·希什卡努说:“根据官方数据,1946年大约收集了1750万吨粮食。1947年2月1日,不可动摇的国家储备中大约有1000万吨粮食,比上一年增加了190万吨。”
与此同时,1946年国家为满足国内需求分配了1160万吨粮食。此外,1947年运往国内市场的粮食数量比上年减少了1.7倍。这些数据凸显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在民众面临严重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国家却继续积累和保护粮食储备。外部宣传作为客观因素,也加剧了这场灾难的规模。伊昂·希什卡努指出:“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国内饥荒日益恶化的情况下,粮食出口仍在继续。根据历史数据,1946年苏联出口了约170万吨粮食。部分货物运往东欧国家,包括那些正在巩固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家。这些出口既有经济层面,旨在获取工业资源和设备,也有地缘政治层面,莫斯科试图借此巩固其在战后时期的影响力。共产主义的另一个典型现象是,苏联精英阶层并未受到饥荒的影响。伊昂·希什卡努指出:“饥荒对苏联社会的影响并不均衡。党和苏联官僚机构受益于有保障的口粮和额外的物资供应。”
相比之下,最脆弱的群体,如大家庭、战争和劳动伤残人员、阵亡或失踪士兵的家属以及农村人口,却未得到充分保护。最先受到影响的是农村居民。许多饥饿的人涌入城市寻找食物,但即使在城市环境中,也并非总能提供生存的机会。饥荒也波及到了大型工业中心。将饥荒的影响定为犯罪加剧了人们的苦难。伊昂·希什卡努说:“与饥荒相关的另一个现象是犯罪率上升,尤其是粮食和食品盗窃。集体农庄的主席们是一类特殊的罪犯,他们负责根据劳动成果分配粮食,却被指控藏匿本应上缴国家的粮食。”
1946年至1948年间,共有21285名集体农庄主席被定罪。在集体农庄工人和国营农场工人中,参与盗窃粮食和谷物的人数中,妇女和儿童占一半以上。根据1947年6月4日的法令,此类行为可判处7至10年劳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