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6日：罗马尼亚二战后的女权运动

1945年以后，罗马尼亚的女权运动屈从于共产主义政权的政策，而意识形态决定了行动方向。尽管政权援助贫困妇女的举措用宣传公告，实际效果也十分有限，但其他妇女却在监狱中遭受了最残酷的迫害，她们被当作政治犯关押，她们的家人也遭到迫害和边缘化。

Steliu Lambru 和 Roxana Ribu (洛河), 26.04.2026, 14:32

1945年以后，罗马尼亚的女权运动屈从于共产主义政权的政策，而意识形态决定了行动方向。尽管政权援助贫困妇女的举措用宣传公告，实际效果也十分有限，但其他妇女却在监狱中遭受了最残酷的迫害，她们被当作政治犯关押，她们的家人也遭到迫害和边缘化。在共产主义时期的罗马尼亚，有一个专门处理妇女问题的机构。塔尼亚·洛维内斯库曾在那里工作，并在2003年向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口述历史中心介绍了该机构取得的成就: “这个机构叫做罗马尼亚民主妇女联盟，该机构开展了扫盲工作，做了除虱工作, 还与疥疮作斗争，把肥皂带到了农村。我的意思是，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他们在1944年、1945年就在那里工作，他们使得所有党政领导人都能收养 1946-47年旱灾中受灾的孩子。这些孩子没有在摩尔多瓦的田野里挨饿，而是成为了利韦泽亚努的女儿，博德纳拉什的维奥雷尔等等。”

那些致力于解决罗马尼亚妇女问题的女人都是出于信念。塔尼亚·洛维内斯库说：“全国妇女委员会后来改名为民主妇女委员会，大概是这个名字。我们总共有十到十二个人。但因为世界各地，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妇女委员会、妇女组织，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所以罗马尼亚必须有一个联络员。人们所有的来信、遇到的困难和悲剧，比如寄给格奥尔基乌-德治秘书长。不过, 所有与妇女有关的事情都会送到妇女委员会。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候出发去调查，比如询问马拉穆列什县加沃什代亚村的一位老妇人, 说她的儿子是无辜的，却被关进了监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觉得自己就像正义的天使！”

但大多数时候，现实情况远比办公室里公布的要复杂得多。“我一生的幸运之处在于，我总能在工作中找到强烈的情感动力。我当时就是这么觉得的，也许并非如此，但我感觉自己好像在做些什么，帮上什么忙。我试图弄清楚为什么那个女人没有被解雇？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我发现，原来她和站长的妻子发生了争执，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此事。我不是说我们成功了，但我们努力过了。如果今天罗马尼亚的村庄里有女性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她们以前是合作社的负责人、旅长、畜牧业部门的领导，那也得益于我们当时所做的工作。”

1977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解散了所有由其前任格奥尔基·格奥尔基乌-德治团队成员领导的组织。塔尼亚·洛维内斯库说：“他解散了罗马尼亚加强与苏联关系协会、争取和平运动和全国妇女委员会，这些组织的工作相当艰辛。我们都是母亲。我们一月份出发去全国各地，三月份回来。我们没有换洗的衣服，家里还有年幼的孩子。我们都三十、四十岁左右。我们身边有很多愤怒的丈夫，许多人因为厌倦了不在家而离婚了。总共有32名活跃的女性，还有几名女性担任领导职务，我们并没有给国家造成负担。解散这些组织完全令人费解。”

米娅·格罗扎是彼得鲁·格罗扎的女儿，父亲是1945年开始实行共产主义罗马尼亚的总理。作为一名联合国外交官，她也不得不考虑女权运动提出的问题。

“我也曾代表全国妇女理事会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与国际妇女运动保持联系。我从来不喜欢女权主义活动。当他们邀请我接受这份工作时，我提出了条件。我接受这份工作，唯一的条件就是处理国际关系事务。否则，我是不会接受的。他们尊重了我的意愿，我认为这是他们明智的选择，因为无论如何，在全国妇女理事会的领导层中，我对这些问题的理解lǐjiě都比其他人更深刻。我经历过一些艰难的时刻，有时甚至很尴尬，因为我不得不支持那些对国际关系事务知之甚少的人。”
1945年至1989年间，罗马尼亚的女权运动对解决女性的实际问题收效甚微。它与其说是传递不满信息的载体，不如说是行使权力的工具。